《王子眼疾》影評：《我來自紐約2：當我們在一起》

看完《我來自紐約2：當我們在一起》，心裡有一份哀傷。

 

這份哀傷，並非是故事說得多感動，演員演得太精彩，而是依然看到大馬中文電影某種衝不破的玻璃天花板。

 

不幸的是，《我2》依舊困在這個魔咒。

 

續集？可以拍；親情？可以拍；失智老人？當然也可以拍。這些都不是構成電影失敗的原因。

 

電影好玩的是，沒有所謂的題材限制，沒有絕對成敗的方程式，前提是擁有主創團隊的誠意與創意，還有一份敏感得緊貼市場趨勢的觀察力，那就算賺不到戲票，至少還能把里子撐飽。

 

不過，大馬中文電影人普遍不懂這個定律。總認為只要一味本土化，將所有陳腔濫調的題材注入國內風景與特殊腔調俚語，就能催眠本地觀眾的愛國情結，將觀影標準放得很低，為的只是要支持正萌芽的中文電影業。

 

一旦抱著 “ 支持 ” 心態捧場，不論透過怎樣的宣傳手段，對觀眾而言就是不合理的 “ 雙重標準 ” ——同樣都是花錢買票進場，你怎能要求觀眾要善意降低觀影標準，為的只是因為 “ 大馬出產的中文電影 ” ？

 

說得這麼多，主要還是為《我2》可惜。上一集雖然曾獲得《澳門影展》最佳電影、男主角、新人與編劇，但坦白說電影依舊有許多執行瑕疵。

 

不過，至少在題材上選擇從文化差異切入，配上大馬獨有的多元社會背景，及多位童星的不怯場演出，電影還算脫俗清新，至少能把一個南轅北轍價值觀的祖孫情說得完整。

 

這對《我來自紐約》來說，其實已經完成了使命；就算要拍續集，最大的骨架應該仍是文化差異——例如狄龍去紐約生活，在那裡感受到另一種文化衝擊——而不是延續主角的生活互動情節。否則這不僅典當了電影原本已打下的好看元素，甚至還辜負電影名稱的用意，變成了一種純屬商業設計的不真誠（而 “ 真誠 ”正好又是第一集裡最重要觸動觀眾的元素啊）。

 

所以續集主要講述祖孫生活在一起，進而以老人失智為主題。這樣的鋪陳與其說是大膽，倒不如說是 “ 脫序 ” 。導演或許以為這樣是換湯不換藥——反正老人失智也挺感人的——認為這樣就能延續感動元素。

 

但如版主所說，這部片之前最大的成功，與其說是祖孫情，倒不如說是 “ 有文化差異的祖孫情 ” 。文化差異始終是催化祖孫互動的最大關鍵，讓這元素無用武之地，其實無形中大大增加了觀影的風險。

 

那以老人失智為主題絕對失敗？那又未必。這個題材依舊有許多角度可深掘，拍得好看的話恐怕還是可成就另一部《桃姐》。

 

重點是，這幾年談老人失智的題材都流於一致，不是主打老人家患病後的可憐遭遇，就是家人知情後無微不至的照顧（去年大馬就有部《大手牽小手》可參考）。刻畫都太表面，情節也意料之中，所以這類題材很危險——贏在都有共鳴感，輸也歸咎在共鳴感已重複。

 

《我2》最大問題在劇本。失智刻畫得太草率，劇情走向也太合情合理。而導演想要刻意調味的元素又不太合理，例如拉外勞打麻將的戲寫得好荒唐，而譚俊彥飾演的孩子父親角色也美化得太刻意，這些都一直挑戰觀眾的投入感。

 

同時，對白寫得不接地氣，有時甚至出現了許多太過文藝腔的台詞，就算設定是合家歡電影，難免也讓人覺得過度 “ 政治正確 ” ，無形中也讓第一集的人物性格模糊起來，多了咬文嚼字的賣弄，少了之前的立體鮮明。

 

但更大的敗筆來自剪接。坦白說，這部電影就算以1.25倍速快轉，依舊有讓人想 “ 大刀闊斧 ” 缩剪的衝動。若電影故事沒有驚喜，剪接應該要負責加快節奏；但剪接師沒有跳出來站在第三者立場，用觀眾角度來感受劇情速度，反而附屬於導演角度下，成了直接搬用劇本的剪接機器。

 

結果，電影變成有種固打制： “ 每3分鐘要有感動點 ”。鋪陳很多，急於轉折，加上不斷希望用配樂來加強柔和度，最終讓這部片最基本的起承轉合都模糊起來，導致電影趨於濫情又沉悶。

 

或許是導演希望加大感動力度，讓演員也深受其害，每個人都演得用力，無論是狄龍、童星陳沁霖與陳智深等，都少了上一集的輕鬆自然，反而有種一直想設計觀眾掉淚的做作心機。反而是取代宣萱的吳天瑜演得自然，雖然在角色辨識度上吃虧，但進入中段後她像是個柔和劑，撫平了許多電影的刻意味道。

 

還是一樣，創意、誠意與敏感度，是大馬電影人目前最要克服的一座山。尤其目前資訊科技發達，太多媒介可觀賞不同國家電影，大馬中文電影再也不是跟本地片賽跑。所以別再把觀眾當成慈善家——除非你真的有把握在其他國家上映也不心虛吧！